从“破烂王”到“孙老师”的“抗战”史

xinwen.mobi · 发表于 3 天前

从“破烂王”到“孙老师”的“抗战”史
废品堆里有黄金，更有国家的记忆与文明的碎片。

在1966年夏初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的风暴席卷整个京城，无数珍贵文物面临灭顶之灾。那时，家里藏有珍贵图书、字画的居民，终日诚惶诚恐，许多人在深夜偷偷自焚古旧图书、字画。

自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从国子监孔庙焚烧戏装开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京城就有11万多户居民被抄家，抄走的古旧图书达235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具等近400万件。

而西城区一个福绥境街道，抄走的图书字画被焚烧了整整八天八夜。

01 乱世文物劫
“文化大革命”给北京文物造成的损失难以用数字计算。北京作为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帝都史，文化遗产极其丰厚。

在这场浩劫中，无数珍贵文物被当作“四旧”毁坏。

傅抱石先生用两张丈二匹宣纸创作的山水画精品也出现在废品堆中。这样的巨幅绘画精品在傅抱石的作品中实属罕见，而它只是当时数以百万计面临毁灭的文物的缩影。

孙学海看到这些被随意丢弃和破坏的文物时，内心充满了痛心与无奈。作为一名老文物工作者，他珍惜文物如同生命。

02 捡回国家记忆
1967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的文件。这份文件明确提出对于查抄的文物图书要进行清理和保护，各炼铜厂、造纸厂、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对于收到的文物图书一律不要销毁，应当经过当地文化部门派人鉴定、拣选后再行处理。

为落实中央指示，北京市成立了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孙学海成为这项工作的重要负责人。他不仅要摸清全市被查抄文物的分布情况，还要组织人力从废品收购站、造纸厂和炼铜厂中抢救那些尚未被销毁的文物。

任务艰巨，时间紧迫。

孙学海具体负责分配人力，4个城区有仓库40个，如西直门教堂、法源寺、白云观、钟鼓楼等地都存放着红卫兵抄家的文物。工作量大，人手少，为了争取时间，他们申请招收了100名临时工。

03 与时间赛跑
抢救文物就是与时间赛跑。孙学海紧紧抓住抢救图书字画这一环节。在通县造纸厂，正当大量线装图书、字画即将被制作成纸浆时，机器突然坏了，不得不停产半个月。

孙学海抓住这个天赐良机，组织大家加班加点，从堆成山的废品中挑选出320多吨珍贵的线装书，以一毛二分钱一公斤的价格买回。

这320多吨线装书被运到国子监孔庙入库后，孙学海又抽调20多人，花了二年多的时间进行精选。从中他们发现了珍贵的宋版书《十三经》缺本，凑齐了这套难得的经典；还发现了赵孟頫书法手卷、徐悲鸿的奔马图等一批珍贵的艺术精品。

04 文物卫士的成长
孙学海并非一开始就是文物鉴定专家。在解放前，他通过耳濡目染，偷偷观察，对文物古董知识只学到了一些皮毛。

公私合营前，他同我国当代著名陶瓷鉴定家耿宝昌先生一起到山西省收购古陶瓷一年。这一年东奔西跑的收购活动，令他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鉴别古董的真知识。

孙学海后来总结道，古董这玩意儿，件件都有它深厚的文化内涵，光听、光看是不成的，必须得亲自买和卖。只有通过买卖，才能深刻地感受到它的历史意义、文化艺术和商品价值。

1956年公私合营后，孙学海被分配到前门区特艺公司上班。1960年，北京成立了文物商店，他又被调到文物商店业务科，主要任务是收购文物和审查文物价格。这段时间，他进一步熟悉了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

05 新的“抗战”与传承
孙学海的努力挽救了大批国宝级文物。他负责的文物抢救工作，使无数珍贵文物避免了被销毁的命运。从废品堆中，他们不仅发现了宋版书《十三经》、赵孟頫书法手卷、徐悲鸿的奔马图等艺术精品，更为国家保存了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

在当代，古玩市场异常火爆，瓷器、字画、青铜器等传统艺术品的价位不断攀升。

佳士得在香港举行的2006年春季拍卖会上，私人买家以4090多万元投得明永乐年“青花内外底龙珠纹棱口洗”，比底价1000万元高出4倍多。

在北京，傅抱石的一件八开八张册页山水，在2005年的拍卖会上以2400万元人民币成交。

当我们看到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受到人们珍爱的时候，不能忘记孙学海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先生为保护这些珍贵艺术品所做的努力。

2006年，佳士得春季拍卖会上，一件明永乐年“青花内外底龙珠纹棱口洗”拍出4090多万元高价。而在一年前的北京，傅抱石的八开八张册页山水以2400万元人民币成交。

那些从废品堆里抢救回来的文物，如今已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孙学海先生也从当年的“破烂王”，变成了受人尊敬的“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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